这段文章探讨了道家、佛教以及儒家三大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影响，并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，展示了这些思想体系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。以下是经过改写后的版本，尽量保留了原有的意思，并加入了一些细节和描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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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盛世天下佛门昌，道家深山独自藏。乱世菩萨不问事，老君背剑救沧桑。”这句诗的含义或许真的如此吗？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说法：道士在盛世隐居山林，乱世下山。佛教与道教各自有何不同，为什么在动荡的时代，佛教选择回避，而道家却勇敢出世？在盛世中，佛教依旧盛行，而道家则往往选择远离尘嚣。这些现象背后，是如何体现儒释道三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刻影响的呢？
展开剩余85%在中国，常有人用“仙”来形容一个与世无争的人，诸如“这是个仙儿”或者“仙人”。在道教中，“仙”是其修道之人的最终追求。通过悟道，修行者能达到“仙”的境地，进入无忧无虑的超凡脱俗之境。而在佛教中，修行者则通过成佛、成菩萨，或者成为“大罗金仙”等，达到悟道的境界。两者虽然有异，但在追求终极的境界上，殊途同归。
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，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影响力深远，涉及政治、经济与文化多个领域。道教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古轩辕黄帝时期（公元前2717年到前2599年），那时便有“炎黄立国，太上赐教”的说法。东汉时期，张道陵创建了“正一道”，统一并规范了不同的道教流派，使道教的文化得以传承。此后，道教分为多个派别，其中“全真派”由王重阳于1167年创立，提倡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，主张“识心见性”。全真道主张修身养性、清静无为，以期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。
道教的传承方式独特。它不像其他宗教那样有固定的经典修行指南，而是依赖口传心授，且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真传。道家认为，修仙者必须具备“仙骨”，而这个“仙骨”通过行善积德来培养。与其他宗教不同，道家教义的传授方式像是世袭制，通常只有那些基础极其扎实的弟子，才能得到真正的传授。
回溯到1937年的抗日战争期间，许多道士选择为国家做出贡献。在八仙宫的道士们中，李圆通道长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李圆通原为军官，因痛心看到民众受压迫，便选择剃发为道士，隐居于玄门。抗日爆发后，他不仅组织修筑防御工事，还亲自救助伤员，转运粮食，甚至帮助了两名伤员——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两位。尽管道观被日军摧毁，弟子们遭到杀害，李圆通却毫不退缩，带领幸存的弟子继续抗日。
李圆通在接受时任人大委员长朱德接见时，表达了自己的选择：在乱世出山，盛世则封山。这一行动体现了道家文化中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的智慧。
与李圆通相似的是南京的甘盛荣道士。他出生在贫苦家庭，从小被送到二郎庙出家。1937年南京沦陷后，甘道士独自击杀了多名落单的日军士兵，其身份和事迹成为当时南京城中的传奇。然而，甘盛荣也神秘失踪，有人说他被日军杀害，也有人说他隐居山林，至今未能知晓结局。
尽管有些人认为佛教如今已经偏离了它的本质，佛教徒在现代社会里被一些人认为是“捞油水”的存在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，佛教界也曾涌现出不少仁心仁术的高僧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很多佛教徒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到抗战中。上海的僧侣救援队在淞沪抗战中救助了超过8000名难民和伤员，而南京栖霞寺也为20,000余难民提供了庇护。
栖霞寺的住持寂然法师便是其中一位。他带领僧侣们将寺院粮食分发给难民，为百姓提供庇护。当日军来索要难民时，寂然法师毫不畏惧，勇敢站在山门前，用自己的身体抵挡日军的枪弹，最终保护了两万多名无辜百姓。虽然他因操劳过度早逝，但他的善行和勇气为历史铭记。
除了这些被动防守的高僧，还有一些僧人主动投身前线。巨赞法师便是其中一位，他不仅是革命家，还积极组织抗日救援。他的《狮子吼》月刊号召各地佛门同胞投身抗战，并成立了“佛教抗战协会”和“佛教青年服务团”，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。巨赞法师的事迹在中国抗战历史中闪耀着光辉，他的“上马学佛，下马杀敌”也为人称颂。
这些佛教和道教的高僧道士们，无论是通过慈悲行为，还是亲自上战场，都表现出了伟大的民族责任感和家国情怀。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“乱世出山，盛世封山”的道理，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牺牲，让人民得以享有和平与幸福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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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改写后，不仅保持了文章的原意，还在细节上加强了描述，并且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这些人物的背景和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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